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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历史不容抹煞

2001-04-17 来源:光明日报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 罗豪才 我有话说

4月3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交涉和亚洲近邻各国的强烈反对,宣布通过了由日本右翼学者编撰的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这部打着反对“自虐”旗号重新拼凑的教科书,充满了谎言与诡辩,刻意模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美化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的殖民统治,诬蔑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为“过激行动”,否定国际上早有定论的南京大屠杀,对战后50多年来日本在战争问题上的反省进行了彻底翻案,成为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对这样一本教科书居然得以通过深感震惊,对这样一本为日本侵略罪行开脱,为军国主义张目的教科书的出台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两次发生美化侵略战争的科教书事件。这次是第三次。不同的是,这次教科书的修改从局部篡改到全盘否定,而日本政府又公然允许这样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通过。其性质之恶劣,危害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

教科书与一般出版物不同,它不仅应当是严肃的学术成果,更是教育下一代的基本内容。如果将这种宣扬“皇国史观”,否认和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引进课堂,其对日本未来国民的毒害可想而知。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告诫说,“如果再坚持用错误的观点对青少年施教的话,日本只能沦为世界孤儿。”用谎言教育青少年决不是“爱国”,接受这种教育的日本青少年在世界上也必定要落伍。

日本一再出现的修改教科书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教科书事件暴露了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着一小撮极右势力,加之日本经济连年低迷,政治动荡,致使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出现教科书事件有其社会土壤。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暧昧和纵容态度,更起着保护伞和推动器的作用。二战后,日本政府不是积极引导国民以史为鉴,与军国主义彻底决裂,反而在狭隘民族主义心理的驱使下,千方百计地美化侵略战争,公然为军国主义张目。战后,日本有两届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每年“8·15”期间日本政要都会上演一出争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而日本的政治家们又时常会在战争问题上出现所谓的“失言”或“狂言”,联想到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又会发生第三次教科书事件了。在此次教科书的审定过程中,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右翼学者的历史观在日本国内是极少数,不代表日本国民的意志,日本将按照1982年的“邻国条款”和1995年的“村山谈话”精神对待和处理这一问题。上述表态言犹在耳,而这本侮辱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教科书却粉墨登场。事实说明,对日本进行“自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无视政治责任的日本政府。我们不禁担心,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的长期包庇和纵容将带领日本向何处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实践证明,搞军国主义,不仅给邻国带来深重灾难,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并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得益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得益于同邻国的和平相处。在全球化的今天,日本只有正视历史,彻底与军国主义决裂,才能谋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发挥与其国力相符的作用,才能有尊严地立足于世,这是历史赋予日本政治家的责任。

如何对待历史问题是中日以及日本同亚洲邻国关系中一个重大和敏感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邦交。中日友好关系的局面来之不易,如果日本政府纵容一些极右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事端,不仅会破坏中日人民之间友好信任的气氛,而且也会为两国关系埋下严重隐患。我们热切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恪守村山内阁以来的历届政府就历史认识问题的表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除教科书事件的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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